竹之为物,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?群居而不倚,虞中而从节,可折而不可曲,凌寒暑而不渝其色。至于烟晨雨夕,枝梢空而叶成滴,含风弄月,形态百变,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,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,皆使人观之,其胸廓然而高,渊然而深,泠然而清,挹之而无穷,玩之而不可亵也。其超世之致,与不可屈之节,与为近,是以君子取焉。
古之君子,其为道也盖不同,而其所以同者,则在超世之致,与不可屈之节而已。其观物也,见夫类是者而乐焉,其创物也,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。如屈子之于香草,渊明之于菊,王子猷之于竹,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,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,是岂徒有托而然哉!其于此数者,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。善画竹者亦然。彼独有见于其原,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、劲直之气,一寄之于画。其所写者,即其所观;其所观者,即其所畜者也。物我无间,而道艺为一,与天冥合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故古之工画竹者,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。如宋之文与可、苏子瞻,元之吴仲圭是已。观爱竹者之胸,可以知画竹者之胸;知画竹者之胸,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。
日本川口国次郎君,冲澹有识度,善绘事,尤爱墨竹。尝集元吴仲圭、明夏仲昭、文徵仲诸家画竹,为室以奉之,名之曰“此君轩”。其嗜之也至笃,而搜之也至专,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,亦安能有契于是哉!吾闻川口君之居,有备后之国,三原之城,山海环抱,松竹之所丛生。君优游其间,远眺林木,近观图画,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,既属余为轩记,因书以质之,惜不获从君于其间,而日与仲圭、徵仲诸贤游,且与此君游也。壬子九月。
译文
被折断却无法使其弯曲,历经寒暑而不改变其青翠的本色。在清晨的烟雾或傍晚的细雨中,竹枝轻摇,竹叶挂满水珠,随风轻摆,映月成趣,形态千变万化。无论是广袤如淇澳千亩竹园,还是小庭院中三两竿竹影,都能让人观之胸怀豁然开朗,心境深邃清澈,仿佛取之不尽,赏之而不觉轻浮亵渎。竹子这种超脱世俗的气质与不可屈服的节操,正是君子所追求的,因此君子常以此自喻。
古代的君子们,他们追求的道义或许各不相同,但共通之处便在于这种超脱世俗的情怀与不可动摇的节操。他们观察万物时,见到像竹子这样有节操的便心生喜悦;在创作时,也力求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心满意足。比如屈原之于香草,陶渊明之于菊
昔者孔子之弟子,有德行,有政事,有言语、文学,其鄙有樊迟,其狂有曾点。孔子之师,有老聃,有郯子,有苌弘、师襄,其故人有原壤,而相知有子桑伯子。仲弓问子桑伯子,而孔子许其为简,及仲弓疑其太简,然后以雍言为然。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:“夫子之门,何其杂也?”呜呼!此其所以为孔子欤?
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:“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,杨墨之言不息,孔子之道不著,能言距杨墨者,圣人之徒。”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。虽非其实,而好辩之端,由是启矣。唐之韩愈,攘斥佛老,学者称之。下逮有宋,有洛、蜀之党,有朱、陆之同异。为洛之徒者,以排击苏氏为事;为朱之学者,以诋諆陆子为能。吾以为天地之气化,万变不穷,则天下之理,亦不可以一端尽。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,自力行而入;子贡之一以贯之,自多学而得。以后世观之,子贡是,则曾子非矣。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,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。夫所恶于杨墨者,为其无父无君也;斥佛老者,亦日弃君臣,绝父子,不为昆弟夫妇,以求其清净寂灭。如其不至于是,而吾独何为訾謷之?大盗至,肢箧探囊,则荷戈戟以随之,服吾之服,而诵吾之言,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。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,是亦不可以已乎?
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,见有稍异于己者,则众起而排之,此不足以论人也。人貌之不齐,稍有巨细长短之异,遂斥之以为非人,岂不过战?北宫黝、孟施舍,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,而孟子以为似曾子、似子夏,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, 以为似曾子、似子夏可也。居高以临下,不至于争,为其不足与我角也。至于才力之均敌,而惟恐其不能相胜,于是纷坛之辩以生。是故知道者,视天下之歧趋异说,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,故其心恢然有余;夫恢然有余,而于物无所不包,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。